，可知其宁愿蚍蜉撼树，亦不愿坐以待毙。曹操性格中的苍凉豪迈，在这位曾孙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。时人赞其“才同陈思，武类太祖”，不为虚言。

（曹髦）神明爽俊，德音宣朗。罢朝，景王（司马师）私曰：“上何如主也？”钟会对曰：“才同陈思（指曹植），武类太祖（指曹操）。”--《魏氏春秋》

后世学者对曹髦讨贼之举，多有非议，认为其冲动鲁莽，枉送性命。

其实在司马氏两代3人篡权乱政的背景下，由群臣“不顾逆顺之理，非1日也”，可知彼时曹髦的选择唯2：或者讨贼身死，或者“坐受废辱”。

以是故，曹髦以身殉社稷，不仅不是鲁莽之举，反而充满与命运抗争的悲壮色彩。

王经曰：“……今权在其（司马氏）门，为日久矣，朝廷4方皆为之致死，不顾逆顺之理，非1日也。”--《汉晋春秋》

曹髦起兵讨逆前夜，曾对心腹表示“吾不能坐受废辱”。此言暗藏深意，它不仅预示着曹髦的退位下场，也隐喻曹髦很可能会在退位之后再遭折辱。

（曹髦）谓曰：“司马昭之心，路人所知也。吾不能坐受废辱，今日当与卿自出讨之。”--《汉晋春秋》

在这段谈话中，曹髦着重强调了两点，其1是“废”，其2是“辱”。

“废”，不难理解，即被赶下皇位，1如其前任曹芳1般。“辱”则程度更深，它代表曹髦退位后，很可能享受不到诸如前代之刘协、后世之曹奂1般的诸侯地位。

刘协、曹奂退位后，不失王公之位，且可在封地中“行（前朝）正朔，以天子之礼郊祭，上书不称臣”，名义上尊崇备至；这是因为他们肯于配合权臣表演，主动下诏禅让，因此才得以善终。

曹髦则不然，他不仅不愿配合司马氏的政治表演，还多次在宫廷筵讲中以夏之少康自诩，取“太康失国，少康中兴”之典故，即有心锐意进取，重振皇纲，他甚至私撰《潜龙诗》自喻，令司马昭不胜反感。

帝宴群臣于太极东堂，与侍中荀顗、尚书崔赞……中书令虞松等并讲述礼典，遂言帝王优劣之差。帝慕夏少康。--《魏氏春秋》

魏世，龙莫不在井，此居上者逼制之应。高贵乡公著《潜龙诗》，即此旨也。--《晋书5行志》

得罪司马氏的下场是很严重的。曹髦的前任曹芳，曾串谋李丰、张缉、夏侯玄等人欲重夺大权，结果惨遭废黜，死后还被冠以“厉”之丑谥（杀戮无辜曰厉），可谓身名俱裂。有此前车之鉴，可知曹髦既然不肯配合司马氏，那他自然也不会得到好下场，不仅会被废黜，还会“坐受废辱”，即人格尊严亦难保全。

晋受禅，封齐王（曹芳）为邵陵县公。年4十3，泰始十年薨，谥曰厉公。--《魏世谱》

从《魏书》的相关记载看，曹髦彼时已即将被废，且罪名亦基本确定，即不仁、不孝。

曹髦死后，其嫡母（曹叡遗孀）郭太后望风承旨，污蔑其“不可以奉宗庙，恐颠覆社稷”。此言虽有事后遮掩弥补之意，亦侧面反映曹髦被废已成定局。

另外，郭氏诏令中还提到曹髦的两项大罪，其1是“情性暴戾，日月滋甚”；其2是“以诬谤吾，隔绝两宫”。性情暴戾即不仁，隔绝两宫即不孝。身为人主，不仁不孝，自然“不可以奉宗庙”。

皇太后令曰：“……（曹髦）情性暴戾，日月滋甚。吾数呵责，遂更忿恚，造作丑逆不道之言以诬谤吾，遂隔绝两宫……吾语大将军（司马昭），不可不废之，前后数十。”--《魏书高贵乡公纪》

这里需要注意，郭氏虽为明帝遗孀，却自通于司马氏，双方家族成员“频繁为婚”，可知诏书之中丑辞，乃是替司马氏寻找废黜曹髦的合理借口。

景、文2王（即司马师、司马昭）欲自结于郭后，是以频繁为婚。--《晋诸公赞》

实际从《高贵乡公纪》的记载看，曹髦“少好学，夙成”，且颇知礼法，谨慎勤恪，于是“百僚陪位者欣欣焉”，明显是英明令主。可知郭氏诏令，皆为不实之词，甚至可能出自司马氏之手笔。

司马氏安在曹髦身上的罪名，除“不仁”、“不孝”之外，还可参考曹芳被废之时的罪名，即“共观倡优，裸袒为乱”，简言之，即黄色那套玩意儿。

皇帝（曹芳）即位，纂继洪业，春秋已长，未亲万机，耽淫内宠，沉漫女色……游戏无度，至乃共观倡优，裸袒为乱。--王沈《魏书》

王沈，实乃无德狗贼也！

曹芳被废时，不仅被冠以淫乱之罪，还被安上“以弹弹人，不避首目”的恶名。此罪乃是先秦时代权臣赵盾废黜晋灵公之借口，此时复见于曹芳，造作之意显见。曹芳待遇如此，曹髦境遇可知。

帝（曹芳）常喜以弹弹人，以此恚景，弹景不避首目。--王沈《魏书》

晋灵公不君，厚敛以雕墙；从台上弹人，而观其辟丸也。--《左传宣公2年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