马）望虽见（曹髦）宠待，每不自安，由是求出，为征西将军。--《晋书义阳成王传》

在此背景下，少年老成，英明有为的曹髦，已成司马昭的眼中钉、肉中刺，因此他不仅会“坐受废辱”，甚至被废之后亦不能得善终，势必遭到隐诛。可知曹髦所处之形势，已如昔日之陈胜，即“亡亦死，举大计亦死，等死，死国可乎？”

这不仅可以解释曹髦临行前为何要留下“正使死，何所惧”的壮烈遗言，也可以解释他为何在“帝师溃散”之际，仍然“手剑奋击”，视死如归。因为曹髦自出征的1刻起，便没打算活着回来！

他宁肯死于乱军之手，彰司马氏大恶于天下；亦不肯在“坐受废辱”之后死于鸩毒，流于无闻。

曹髦临行前，召侍中王沈、尚书王经、散骑常侍王业3人共谋大计。他们分别隶属侍中寺、尚书省、散骑省。

（帝）乃召侍中王沈、尚书王经、散骑常侍王业，谓曰：“司马昭之心，路人所知也。”--《汉晋春秋》

可怜曹髦所托非人，告密者，正是狗贼王沈和王业！

（王）沈、（王）业奔走告文王，文王为之备。--《汉晋春秋》

戊子夜……会雨，有司奏却日，（帝）遂见王经等出黄素诏于怀曰：“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也！今日便当决行此事。”入白太后，遂拔剑升辇。--《魏氏春秋》

曹髦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，并未慌乱，而是即刻“下陵云台”，召集人马，趁夜冒雨出兵，欲与司马氏决死。

跟随曹髦出兵的两位武官，1位是“冗从仆射李昭”，另1位是“黄门从官焦伯”，此2人职官身份比较特殊，皆是禁中的内侍。

戊子夜，帝自将冗从仆射李昭、黄门从官焦伯等下陵云台，铠仗授兵，欲因际会，自出讨文王。--《魏氏春秋》

“禁中”，是宫中防卫等级最高的地方。这里是皇帝的起居之所，有时亦代指后宫所在。禁中不同于“殿中”与“宫中”，殿中宿卫有虎贲、羽林郎；殿门宿卫有3署郎；宫门宿卫有卫尉下辖的卫士，皆由士人充任；而禁中的宿卫，按制度皆用宦官。

按《续汉书百官志》，冗从仆射，全名“中黄门冗从仆射”，用宦者。黄门即禁门，亦写作“黄闼”，可知李昭、焦伯按理应是宦官。

中黄门冗从仆射1人，6百石。本注曰：宦者。主中黄门冗从。居则宿卫，直守门户；出则骑从，夹乘舆车。--《续汉书百官志》

禁门曰黄闼，以中人主之，故曰黄门令。--《续汉书百官志》刘昭注引董巴《汉书》

不过由于曹丕改易宫禁制度，限制宦官、重用士人（见《魏书文帝纪》），以至毕轨（典农校尉毕子礼之子）、华廙（司徒华歆之孙）等人均有担任冗从仆射的记载，因此也不能排除李昭、焦伯可能具备士人身份。

冗从仆射毕轨表言：“尚书仆射王思精勤旧吏，忠亮计略不如辛毗，毗宜代思。”--《魏书辛毗传》

泰始初，迁冗从仆射。--《晋书华表传-附传》

不过按常理推断，为了保证禁中安全，避免秽乱宫廷（东汉时侍中郭举值守禁中，趁机与后宫私通，见蔡质《汉仪》），即使李昭、焦伯是士人，他们的从属成员，应该亦多为宦者。宦官的身体条件、训练水平自然无法和职业武士相比，这也能够侧面解释为何曹髦军队的战斗力较差，1触即溃。

不过曹髦也并非全无准备，他纠合“僮仆数百”之后，随即“铠仗授兵”，可知在6年（254-260）的傀儡生涯中，曹髦也暗中积蓄了不少力量，所藏甲胄兵刃，足以武装数百人规模的队5。

帝遂帅僮仆数百，鼓噪而出。--《汉晋春秋》

（帝）铠仗授兵，欲因际会，自出讨文王。--《魏氏春秋》

达到这1成就并不容易，因为昔日司马懿诛曹爽时（249），便是“先据武库”，之后才“出屯洛水浮桥”。司马氏既凭此起家，自然会严密防备他人效仿，曹髦能够在司马氏党羽的监视下，积攒起数百人的武备，可知确有过人之处。

宣王部勒兵马，先据武库，遂出屯洛水浮桥。--《魏书曹爽传》

武装完毕后，曹髦随即“拔剑升辇”、“击战鼓，出云龙门”，向着司马昭的相府杀去。

曹髦欲与司马昭决死，需要突破两道防线，其1是“殿中”门，其2是“宫中”门。曹髦冲出“殿中”时，选择的是东侧的云龙门为突破口。

“殿中”，即以太极殿（曹魏正殿）为中心组成的院落，外设殿墙。殿墙南侧为端门，也是殿中正门；西侧为神虎门，东侧为云龙门。皇帝与群臣朝会，多经由端门或云龙门，因此2门频繁见于史册。

（帝）拔剑升辇，帅殿中宿卫、苍头、官僮，击战鼓，出云龙门。--《魏氏春秋》

曹髦不走端门，可能是因为端门为殿中正门，防卫力量较强，因此避实击虚，选择东侧的云龙门。侧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