平郡。

安平郡属冀州，与河间国紧邻，而河间国恰恰是灵帝生母董太后的故乡。

董太后之侄董承，在建安5年（200）因为衣带诏事件遭到族诛，直系亲属倾覆无遗，旁系亲属亦应受到严重牵连。

孝仁董皇后讳某，河间人。--《后汉书皇后纪》

董承，汉灵帝母董太后之侄，于献帝为丈人。--裴松之

中古社会，士人婚姻往往局限在故乡，或者同县，或者同郡，跨州郡的婚姻较少。若郭夫人之母出身河间董氏，那么郭永的婚姻，便可以被视作“与外乡为婚”。

若果真如此，不仅可以解释郭氏1家为何迅速败落，还可以解释郭氏外亲刘斐联姻外乡大族时，郭后为何表示“诸亲戚嫁娶，自当与乡里门户匹敌者，不得因势强与他方人婚”（见前文注引）。这是因为当年郭永与便与外乡大族（河间董氏）联姻，不幸遭到政治牵连，导致子嗣“为县小吏”，女儿“没在侯家”。简言之，即历史教训所致。

退1步而言，即使郭永之妻董氏出身于安平，但考虑到安平、河间两地紧邻，仍不能否定诸董氏间存在亲缘关系的可能性。

此处略举1例。按《魏略》，吉茂的“宗人”太医令吉本密谋反曹，吉茂遂连坐下狱，由于他得到钟繇的保荐，证明他与吉本“服第已绝”，遂得以不死。

（建安）2十2年，（吉茂）坐其宗人吉本等起事被收……会钟相国（钟繇）证（吉）茂、（吉）本服第已绝，故得不坐。--《魏略》

吉茂籍贯冯翊池阳，见于《魏略》；但吉本的籍贯诸书则语焉不详，是否为冯翊已不可考。按2人“服第已绝”，恐存在籍贯相异的可能性。换言之，安平、河间的诸董氏之间，亦有类似可能，即存在同宗嫌疑。

设使此猜想成立，则郭女王1家在建安年间（196-220）的的凄惨境遇，便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。作为董承的远亲，他们难免受到政治牵连；但由于昭穆疏远，也罪不至死，最终表现为男子仕宦受阻，女子罚没为婢。直至曹丕登基，郭氏的境遇才得到改善。

实际郭氏“为夫人”乃是在“太子即王位”之后，且不免群臣非议，认为“无以妾为夫人之礼”。可知终曹操之世，郭女王的地位始终有限，这应与彼时的政治环境有关。

太子即王位，（郭）后为夫人，及践阼，为贵嫔。--《魏书文德皇后传》

文帝欲立（郭氏）为后，中郎栈潜上疏曰：“在昔帝王之治天下，不惟外辅，亦有内助，治乱所由，盛衰从之……春秋书宗人衅夏云，无以妾为夫人之礼。”--《魏书文德皇后传》

另按王沈《魏书》，郭氏主政中宫时，“常慕汉明德马后之为人”。此言甚有深意。

（郭后）性俭约，不好音乐，常慕汉明德马后之为人。--王沈《魏书》

马皇后是汉明帝正室，她身上具备两个显著特征：其1是膝下无子，其2是罪臣之后。

马氏由于不能生育，便过继了外甥女贾氏（亦为汉明帝妃嫔）之子，“尽心抚育”，此即日后的汉章帝。与马氏相类，郭氏亦无子，遂收养甄夫人之子曹叡，此即日后的魏明帝。

时（马）后前母姊女贾氏亦以选入，生肃宗。（明）帝以（马）后无子，命令养之。谓曰：“人未必当自生子，但患爱养不至耳。”（马）后于是尽心抚育。--《后汉书皇后纪》

此外，伏波将军马援（马皇后之父）由于卷入政治事件，家属沦为罪臣，导致马氏“家益失势，又数为权贵所侵侮”。

（马）援征5溪蛮，卒于师，虎贲中郎将梁松、黄门侍郎窦固等因谮之，由是家益失势，又数为权贵所侵侮。--《后汉书皇后纪》

照此看来，郭氏可能亦如马氏1般，因董承之乱而沦为罪臣子弟，遂“没在侯家”。相似的出身背景，也是郭氏“常慕汉明德马后之为人”的原因所在。

不过诚如前文所言，鉴于史料所限，这1观点权作猜想，目前尚不能定论，可以见仁见智。

以行文笔法来看，陈寿对郭氏的早年经历多有回护。作为魏朝的首任皇后，竟然1度“没在侯家”，且入东宫时已经年逾3旬。

若说其中毫无隐情，无疑是自欺欺人。

但受限于史料，探究郭氏早年的履历也便异常困难。结合郭永及其子代的官位变化，云某发现这1家族的的衰落异常迅速：

父为郡守，子不及父，尚可理解；

但父为郡守，女儿“没在侯家”则难以理喻。

尤其考虑到郭女王之兄郭浮1度官居县令，无论如何都难以想象他会坐视姊妹被罚没为婢。

然而结合郭永之妻的姓氏及安平、河间两郡的接壤情况，便很容易联想到郭氏因董承之乱遭到牵连的可能性；

若如此，则郭浮“蚤丧”，郭女王“早失2亲，没在侯家”，诸弟混迹闾阎，为县中小吏，便能得到合理解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