既反映出孙权的心路历程，也反映出君臣的力量消长。

孙权势弱时，为了自身安危，不得不设置左右两督，分权制衡——因为只有如此，才能在“诸将宾客为礼尚简”的情况下，维护其自身地位。

孙权势强时，便敢于增设大都督。虽然大都督的“名义地位”高于左右督，实际全琮、施绩等人的权势，远不及周瑜、吕蒙等人。这是因为大都督本身就是东吴专制巅峰的副产品。

既然大都督的职位是孙权所设，那自然遵循“爵赏由心，刑戮在口”的原则，最终达到“雷霆雨露，莫非天恩”的目的。

孙权屈身忍辱，任才尚计，有句（通勾）践之奇，英人之杰矣。--《吴书吴主传》

可见无论是左右督还是大都督，都有各自的历史使命。

严格来说，都督1职，本是为了使军队尊卑有序，各有统属；因此“左右督”这种平级制度，其实违背了设立都督的初衷。

再往深1步说，左右督虽然名位有限，但他们恰恰是孙权所忌惮的权臣；至于大都督，名位虽高，实际不过是孙权麾下的附庸。

吕蒙病重时，孙权需要“命道士于星辰下为之请命”；6逊病重时，则被“累遣中使责让”。可见头衔名分，并不代表实际地位。

（孙）权自临视（吕蒙），命道士于星辰下为之请命。--《吴书吕蒙传》

诚如开篇所言，都督制度的变化，背后反映出东吴君臣力量的消长。通过对该问题的探究，可以更好地理解时代背景与制度变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