国志》，便会发现陈寿所言并不符合实际情况。

比如《后主传》曾提到“景耀3年，史官言景星见”；

此事明确使用了“史官”2字。

《蜀书》中也有大量关于星象与异象的记载，可见“国不置史”是假，“灾异靡书”也不为真。

那么问题来了…

陈寿为何要1本正经地胡说8道呢？

我们先来看“国不置史”。

“史官”是1个比较宽泛的概念。

它的工作内容不局限于1般印象中的史料记录工作；

史官同时也要兼顾天象变化、历法制定、档案管理等多方面的内容。

工作内容涉及到“历史记录”者，彼时有太史系统、东观系统、兰台系统以及秘书系统。

东观与兰台，可以简单理解为帝国图书馆与档案馆；

秘书系统出现较晚，东汉初设旋废，至魏文帝时，始重新设立。

由于《3国志》中没有“职官志”或“百官志”，因此想要复原魏、蜀、吴3家的职官制度并不容易。

曹魏的制度尚可以通过《晋书》、《宋书》、《通典》等后世史料加以推断，蜀汉的职官系统则相对模糊。

换言之，“国不置史”的解释，并非仅有1种。

如果以“史”的字面意思推断，陈寿所谓的“国不置史”，有可能是指“太史”。

太史系统的主要职责，是通过观测星体运动来预测王朝运势，也兼顾符瑞谶纬1类的政治预言。

本书中刘艾的政治盟友王立，便是太史令。

太史令1人，6百石。本注曰：掌天时、星历……凡国有瑞应、灾异，掌记之。--《续汉书百官志》

比如兴平2年（195）献帝东奔，王立便用“太白犯牛斗，荧惑守北河”等说辞，劝刘协改易道路。

太白即金星，荧惑即火星，实际是太史官利用星象变化来影响统治者的决策。

天子败于曹阳，欲浮河东下。侍中、太史令王立曰：“自去春太白犯镇星于牛斗，过天津，荧惑又逆行守北河，不可犯也。”由是天子遂不北渡河。--张璠《汉纪》

建安元年（196）曹操领兵入洛，迁都许县。

王立又说“金火交会，革命之象”。

（王）立又谓宗正刘艾曰：“前太白守天关，与荧惑会；金火交会，革命之象也。汉祚终矣，晋魏必有兴者。”--张璠《汉纪》

可见太史令的工作，很大程度上与星象历法有关，其实更接近天官、历官。

汉延康元年（220），东汉太史丞许芝，也曾用“圣人受命而王，黄龙以戊己日见”等符瑞谶纬之辞，劝曹丕代汉自立。

辛亥，太史丞许芝，条魏代汉见谶纬于魏王曰：“《易传》曰圣人受命而王，黄龙以戊己日见。7月4日戊寅，黄龙见，此帝王受命之符瑞最著明者也。”--《献帝传》

可见无论是太史令还是太史丞，并不局限于历史记录工作，更需要兼顾星象、历法、谶纬等内容。

不过从可见史料看，蜀汉存在天官与历官。

这便能解释，为什么《蜀书》中频繁出现星象变化的记载。

比如景耀元年（258），成都观测到景星；

再比如延熙十4年（251），费祎自汉中还成都，术士表示“都邑中无宰相位”等等。

景耀元年，姜维还成都，史官言景星见。--《蜀书后主传》

（延熙）十4年夏，（费祎）还成都，成都望气者云都邑无宰相位，故冬复北屯汉寿。--《蜀书费祎传》

术数理论中，天宫的星宿对应着下界的帝王将相，所谓“无宰相位”无疑也与天象有关。

至于“灾异”的相关记载，在裴松之的校补引注中也颇有涉及，可见亦有相关的原始资料。

冬十月，江阳至江州有鸟从江南飞渡江北，不能达，堕水死者以千数。--《汉晋春秋》

由此可知，蜀汉政权中明显存在天官与历官…

“国不置史”的可信度有多少，不言而喻。

再来看蜀汉“注记无官”。

陈寿曾提到蜀汉“注记无官”。

即负责“实录”或“起居注”工作的史官，是不存在的。

实际情况，却也并非如此。

最重要的证据，就是陈寿本人的仕宦履历。

《华阳国志》记载，陈寿曾出任东观秘书郎，这是负责管理皇室文书档案的职位。

（陈寿）初应州命，卫将军（指姜维）主簿，东观秘书郎，散骑、黄门侍郎。大同后（指天下统1），察孝廉，为本郡（指巴西郡）中正。--《华阳国志》

东观是1所位于洛阳南宫的文化机构，负责贮藏档案、典校文书，后来演化为宫廷典籍管理处的代名词。